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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卫威:民国大学的文脉

2018-03-27 16:36:59 通讯员:宣传部通讯员 来源:宣传部 点击: 字号:TT

  沈卫威: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,博士生导师,长期从事胡适、茅盾、高行健、学衡派、东北流亡文学史以及民国学术史研究。其关于胡适、茅盾、学衡派和东北流亡文学史研究,尤其是胡适研究已形成系列成果和自己独特的研究风格,在海内外具有重要影响。自1988年以来,他完成并出版个人著作10余部,并在中国大陆、台湾、香港等地发表论文50余篇。著有《民国大学的文脉》《胡适传》《茅盾传》《望南看北斗:高行健》《回眸“学衡派”——文化保守主义的现代命运》等专著多部。

  演讲精选:每一所大学毫无疑问都有自己的历史,但是,不是每一所大学都能形成可以言说的大学精神和传统。因为它所形成的时代和带领学术的层次,不一定能引领社会的发展,也不一定能引领中国社会的走向。五四运动引领了中国社会的走向,带着一代年轻人觉醒,带着一批年轻人信仰共产主义,也带领了一批年轻人投身广东去参加北伐,去信仰三民主义,它引领着中国社会的发展。必须强调的是,有自己的历史但不能够形成大学自己的一种精神,是不可能具有影响全国,导致人类或者说导致整个中华民族思想文化整体进程的引领能力的。《劝学》有云:登高而招,臂非加长也,而见者远;顺风而呼,声非加疾也,而闻者彰。
  三个重要时间节点
  首先是1905年中国科举废止之后,理科工科医科分得很清楚。现代大学最重要的是学科要分类,要科学化,同时知识要精细,遵守时间和空间,遵循“yes or no”,科举废止是大学最重要的一个起点。
  第二个时间点是1917年,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。两年后五四运动爆发,蔡元培和陈独秀领导了五四新文化运动,引领着中国大学的走向。1915到1919年中有个节点,即中华民国的成立,这给中国大学提供了质的保证。后来胡适发表《文学改良刍议》,北大师生便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浪潮。1922年1月《学衡》创刊,东南大学反对北京大学新文化、新文学的势力形成,认为新文化带来很多弊端。在这个时候中国大学中出现了反对新文化的声音,反对的标志就是《学衡》的创立。胡适等人带动了中国人教育的普及化。举例来说,中华民国成立之前中国有两百多个民族,两百多种语言,那么首先要统一语言,要让诸多民族使用同一种语言——普通话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1912年白话统一中国相当于秦朝统一中国。语言变革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,它会改变我们的三观。
  关于1916年的“蔡陈之约”先从故事讲起。蔡元培曾经做过北洋政府教育部长,后来不愿意干了,又第二次出国,去德国读书回来之后,北洋政府希望他能出面筹办北京大学。于是蔡元培就在1916年的10月26日去拜访了陈独秀。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《新青年》杂志,创办之初,这个杂志的影响范围是有限的。蔡元培邀请陈独秀到北京大学当文科学长,表示可以让他把《新青年》带到北大来,让这个个体、小媒体登向中国最大的学术舞台,而蔡元培自己则作为校长给予他支持。两人一拍即合。三年以后,1916到1919年波澜壮阔的五四运动就起来了,一个大学的力量就是这么强大。在《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》这本书中,详细记录了蔡元培如何拜访陈独秀,在这里一个关键的人物出现了——胡适。陈独秀觉得自己能力不足,不能做领袖人物,于是推荐了胡适回国担任哲学系、中文系还有外语系三个系的教授,这就同时为三个学科注入了力量。回国后的胡适也是不负众望,他在1917年1月1日的《新青年》发表了《文学改良刍议》,开始了白话新文化新的历史。
  第三个时间节点是1918年的8月,安徽宣城的梅光迪和陕西的吴宓两人在哈佛相见了。胡适等人发动新文化革命,梅光迪则越来越保守。陈独秀找到了胡适做帮手,梅光迪则找到了吴宓。1922年,在中国的现代大学里,保守与激进交锋。东南大学的梅光迪、吴宓一派担心胡适、陈独秀太过激进,将传统文化统统丢弃,因此决定牵制其发展。在这个很关键的时候又有个很重要的人物出现了——胡先骕。
  现代大学的三大板块与三个时空
  现代大学的第一种形态可以分为三大版块:公立大学、私立大学、教会大学。而教会大学相对于中国政府的学校实际上也属于私立。办学首先需要经费,上述三大版块的大学群落的经费来源明显表现出:公立大学由政府出资、私立大学由民间集资、教会大学由教会赞助。1952年私立教会大学从中国消失,消失的同时,私立大学统统变为国有,被统一财政,统一教授,统一教材,统一招生。这个形态背后有一个最重要的制约权,就是财政。发生学潮的大学基本都是公立大学。发生学潮的原因是公立大学的校长任免的时候政府干预了,公立大学必须要面对的动荡就是政治势力作用下的校长任命和学潮,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相对要稳定得多,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中央大学都有过因校长去留和任命而发生的动乱。
  大学的里程有三个节点。1905年科举废止,在废止前清政府必须要提前做准备,于是1903年中国准备师范化。清政府派京师大学堂的总教到日本去考察,先办师范培养小学老师,向日本学习,教化学、教生理卫生、教体操、教音乐。1912年以后,北洋政府下令,要在中国办六所高等师范:北京高师、南京高师、沈阳高师、武昌高师、成都高师、广东高师。目的是培养中学老师和中师老师,从1912年到1928年十几年后,师范老师培养已初具规模,下一步要培养更好的研究人才,要办自己的大学,要把高师变成国立大学。于是广东大学变成中山大学,成都高师变成四川大学,武昌高师变成武汉大学,南京高师就是后来的东南大学、中央大学和现在的北京大学。
  1916年,北京大学成为引领中国新文化的领头羊,《新青年》、新文化的血脉也随之扩散到其他大学。北京大学的师资把中山大学带动了起来,陈元去做武汉大学的校长,许多北京大学的教授也跟着去。1928年,外交部的清华学校改成清华大学。到了抗战时期,清华、北大和南开在昆明组建了新的联合大学,国民党败退了以后台湾大学傅斯年当校长,所以台湾大学的力量基本来源于原北大。民国的大学精神和大学传统是求新求变的学风和自由主义思想资源。
  民国时期,浙江出了很多教育家,可是浙江的教育很落后,1936年是个起点,这个起点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人物,是我们必须缅怀的一个大教育家,也是个很正直的学者——竺可桢。他是浙江教育复兴最关键的一个人物,1936年担任浙大校长,使得浙江的教育一跃而起。
  现代大学的文化形态
  现代大学的文化形态首先是激进和保守。中国现代大学发展中文化有三股力量,相互制衡,激进跟保守,保守和激进之间还有自由,这三种思潮在相互互动,相互制衡,相互推动,也相互平衡。在文化传承的过程中,总得有一个符号一个概念把这些建构起来,我以为可以用以下七组概念。
  第一组,顺势和逆势。大家都写白话文,中师,小学,大学都学白话文,顺着历史的潮流,这就叫顺势。同时还有一股反对的力量叫逆势,也就是学衡派。第二组,积极与消极。第三组,问题与主义。五四时期有一个重要命题的讨论,就是胡适、李大钊之间那个著名的争论。胡适说要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,这是中国思想史上很著名的一个论断。过去的思想家认为,他的问题主义是在反对马列主义,其实他是反对空谈主义。他的意思是,要解决中国的问题,要解决就业的问题,解决人类社会的问题。第四组,旧学与新知。民国的文学一定是包容的。胡适带领很多人创造新文学,写新诗、话剧、散文,而黄侃也可以写旧诗唱昆曲,这是民国大学的另外一种姿态。第五组,雅言和俗语。这个雅言和俗语特别指的是,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,文化保守主义认为,写旧体诗词、看昆曲、唱昆曲、看黄梅戏、看粤调这样的生活是雅的,说的是雅言。而大白话对他们来说是引车卖浆之徒,就是小商小贩、赶车的黄包车夫说的话,是俗语。但在民国大学里基本上是俗语慢慢地取代了雅言。第六组,古典和现代。现代性有内在三个含义:第一,流动的不确定性;第二,陌生人与陌生人之间;第三,它带给我们的是创新性的经验和向往。古典就是要坚守已有的大家称为经典的人伦道德,坚守大家都遵从的称为典范的文本、行为等,这两者在大学里是并存的。第七组,他者与本土。所谓外来的与本土的。西方同道出使中国做研究的时候,有一个很著名的历史学家,他有一个经典的观点,认为全世界有四五十种文明,可是最后就剩下四五种了,现在就只有中国文明、古希腊文明、中东、以色列、希伯来文明。他的研究开创了冲击回应的研究模式,西方文化冲击中国社会,中国本土就会回应。
  民国时期刊物派别是很清楚的,《新青年》和北大的《新潮》是一个流派,代表激进主义;而《史地学报》《学衡》《国风》《思想与时代》是中央大学创办的,代表文化保守主义。
  五四以后,在北京大学相对被视为保守的吴梅、黄侃、陈伯弢(汉章)、朱希祖都离开了北京大学,最后融入东南大学——中央大学。北大太激进了,他们受不了,回到相对保守的东南大学。在北京大学最初创办的时候,蔡元培把浙江人引到北京去,让章太炎的门生到北大去,所以章太炎的浙江派取代了安徽的桐城派。到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,胡适及其门生又代替了章太炎的门生。中国现代大学,尤其以北大为中心,发生了三派的交替,第一是安徽的桐城派,第二是蔡元培当校长后章太炎的浙江派,第三是胡适当文学院长的时候,他和他的学生把浙江派又取代了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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